足球这个曾经属于劳动阶层的运动早已中产阶级化了 纸城World Cup

原标题：足球，这个曾经属于劳动阶层的运动，早已中产阶级化了 纸城World Cup

1863年10月，12个身穿双排扣常礼服的男人在伦敦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足球协会。如今，155年过去了，和当初相比，有关这项美丽运动的一切都已面目全非。新变化数不胜数：英超联赛的薪酬体系、泛光灯下足球赛事的全球电视直播、球员太太团、门线技术、大数据，等等。然而，有些东西岿然不动——它仍然是全球最受欢迎的运动。

英国体育作家加文·莫蒂默在自己2012年所出版的《足球的历史》（近期中文版已上市）一书中，从一百件与足球有关的物件入手，串连起了155年的现代足球史。

足球一直都是今天这个样子吗？点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球衣号码是怎么来的，为什么球迷穿上自己所喜爱球星的球衣复制品如此重要？足球又是如何从劳动阶层的运动变为了所有人的娱乐？在2018年世界杯比赛过半之际，纸城选取了书中颇具转折意义的四个故事，希望在看球的间歇，给大家提供些谈资（世界杯期间，阅读量都下降了↘️↘️↘️）。

人类自从学会直立行走，就喜欢上了用脚踢东西。长毛象的脑袋、牛的膀胱，或者用布匹做成的球都可以成为脚下的玩物。

据说两千年前，中国“蹴鞠”中的“鞠”就是用动物皮革做成的球，人们要把球踢到目标位置。但即便如此，也绝不能证明国际足联主席赛普·布拉特的荒诞言辞—“足球起源于中国，而并非英格兰”是正确的。

中世纪时，在英国的乡村，人们给猪的膀胱充好气，做成球以供消遣。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把这种“球”用皮革裹起来，想让它能用得久一些。经过估算，这段历史应该追溯到1540年至1570年间。位于苏格兰斯特灵郡的史密斯博物馆里，珍藏着一个这样的足球。这个足球外表灰色，体积很小，它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一次对于斯特灵城堡的一项发掘工程中被发现的。

在苏格兰玛丽女王当年就寝的卧室中，这个球藏在厚厚的橡木嵌板墙后。人们认为城堡的佣人和士兵在院子里只是拿它随便耍耍，但究竟为何落于女王闺房却成了一个谜。

从玛丽女王的去世到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的加冕，这段时间里足球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在维多利亚女王继位的前一年，查尔斯·古德伊尔开始了他的橡胶硫化技术实验。但由于经济上的问题，古德伊尔多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才设计出世界上第一个粘合而成的硫化橡胶足球。

然而，英格兰足球总会并没有选择古德伊尔作为足球的供应方，转而选择了理查德·林顿。林顿是一名来自英格兰沃里克郡的制造者，多年来一直为当地学校提供着椭圆形的球。理查德·林顿如今的官方网站称，创始人理查德·林顿“引入了天然橡胶内胆，而且由于硫化橡胶的柔韧性，足球的形状最终能够变为球形。

在第一次尝试中，他使用了七块皮革做成球，每一块皮革的末端都有一个皮’扣’。这种球已经相当接近圆了，仅有一丁点不完美。事实证明，凭借着这种球，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有史以来，这是充气足球第一次将皮革块制作的足球作为范本，并不断地按照严格的标准复制出来。”

在英格兰足球总会成立约半个世纪里，大部分使用的足球都是由十八块鞣制皮革经过手工缝纫而成。气囊从一个小口塞入，一旦充好气，这个小口就会立刻被扎紧。这样的足球在雨天将会变得笨重而且难踢。

1930 年世界杯上，原先组成足球的十八块皮革被缩减为十二块，但是决赛双方对此都不买账。东道主乌拉圭和决赛对手阿根廷都希望在比赛中使用自己的足球，据闻乌拉圭的足球要比阿根廷的稍微大一些。最终双方达成妥协，上半场用阿根廷的足球，下半场用乌拉圭的。在中场结束时，阿根廷还保持着2比1 的领先优势，但乌拉圭的大球使得比赛最终翻盘，乌拉圭在首届世界杯上，以4 比2 大胜阿根廷。

20年之后，当巴西作为世界杯东道主时，十二块皮革的足球还在时兴。但是根据国际足联（FIFA）官网的信息，当时的足球的“表面已经经过曲线处理，减小了缝合处的压力。”虽然20世纪50年代早期英式足球就已经引入了白色足球，合成材料也从六十年代开始在足球制作方面上应用，但是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仍然使用的是鞣制皮足球。它的制作者为马尔科姆·温赖特，是体育公司史莱辛格（Slazenger）的著名设计师。

1966年的世界杯之后，足球就不再仅仅是一个足球那么简单了。从1970年的世界杯到现在，阿迪达斯一直都是国际足联的足球官方供应商，阿迪达斯每次都要为设计好的足球命名，但名字却一次比一次逊色。

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的足球是由32块(12块黑色五角形和20块白色六角形) 手缝的皮革嵌面组成，被命名为“电视之星”；1978年世界杯用球叫做“西班牙探戈”，1986 年墨西哥世界杯则第一次将合成材料运用于足球的各层材料中，这个球叫“阿兹特克”。

2010 年南非世界杯用球叫“普天同庆”，根据国际足联的说法，它的命名是为了庆祝“南非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即多元性以及和谐性，正是这二者让南非变得多姿多彩而又热情大方。”

这个球通过纳尔逊·曼德拉的精神而被大加宣扬，然而球员对这个球的态度却与发布会的官方态度大相径庭。西班牙门将伊戈尔·卡西利亚斯把这个“普天同庆”球描述为“惊人可怕的”，而意大利球员吉安路易吉·布冯则喃喃说道：“如此重要的世界级赛事却要采用这么糟糕的球，这令人感到沮丧。”巴西守门员朱利奥·塞萨尔则说，这种球甚至在“超市”就可以找到。

在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上，法国足球巨星米歇尔·普拉蒂尼在与巴西队四分之一决赛的点球大战前，亲吻足球。

要是我们这则故事不曾发生的话，有无数球员，包括英格兰的斯图尔特·皮尔斯、阿什利·科尔，意大利的罗伯特·巴乔，以及法国的大卫·特雷泽盖，都将永远不会忍受点球大战的痛苦。盖雷斯·索斯盖特不会考虑从披萨广告中挣钱，约翰·阿尔德里奇也不会一直怀有输给温布尔顿队的阴影。他们所忍受的痛苦都是因为威廉·麦克拉姆，是他1891年在足球中加入的点球。

1863年，英格兰足球总会订下足球规则之时，根本不需要像麦克拉姆这样的人。毕竟大家都是绅士，而绅士是从来不会犯规的，犯规是天理不容的。

1887年，蒙塔古·希尔曼在他的《运动和足球》中这样写道：“这套规则有另外一个特点，协会足球的球员几乎都能注意到，事实上在犯规之后是没有任何处罚的。多少年下来，都没有必要设立处罚。”

利物浦球队的历史上有两次荣耀时刻都发生在罗马。1977年，利物浦队在罗马战胜Borussia Mönchengladbach队赢得了第一个欧洲杯冠军。图为7年之后，利物浦队又一次在与东道主罗马队的点球大战上4:2取胜，夺得了他们的第四个欧洲杯冠军。

不管针对哪种意图或目的，足球曾经是自由的，从来不设处罚。这种自由来得彬彬有礼，何况犯规用的都是最绅士的方式。米尔福德足球俱乐部是一个来自北爱尔兰阿尔马的村庄球队，球队的门将从自己的角度目睹了无数次的故意犯规，最终忍无可忍，他就是威廉·麦克拉姆。

麦克拉姆想出了罚点球的主意，主要是为了在中锋像发疯一样冲来时保护门将。他把他的想法提交到了爱尔兰足球协会，足球协会又于1890年6月将其提交到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IFB），事后引起了广泛争议。传奇运动员C.B.弗里认为设立处罚不是英式做法，他还补充说这个主意“简直是对运动员的羞辱，运动员必须得在本身就假定自己会故意羁绊、踢人，而且推倒对手的规则下进行比赛，而且这规则还使运动员们表现得像个毫无道德可言的卑鄙小人。”

不幸的是，在19世纪晚期“卑鄙小人”渐渐潜入了比赛。1891年6月，点球被1891—1892赛季采纳。1891年9月14日，武弗哈普敦流浪者队的约翰·希思的抽射，越过了埃克灵顿队的门将破门而入，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点球进球。

点球大战开始引入足球比赛是在1891年，而第一张记录点球大战的照片拍摄于1913年曼联和热刺队的比赛。

那么威廉·麦克拉姆在发明点球之后，又得到了什么？他又活了四十年，虽然他在去世之时穷困潦倒，但他至少从未遭遇过点球大战带来的痛苦。究竟是谁提出点球大战的一直都存在争议：以色列人约瑟夫·达冈在以色列队于1968年夏季奥运会半决赛中被偶然淘汰后，宣称是他提出的。而卡尔·瓦尔德却不这么认为，作为巴伐利亚的前任裁判，他说是他说服欧洲足球协会联盟在1970年采纳他的提议的。国际足联六年后照猫画虎，从此点球大战就一直保留了下来。

多少代英格兰球迷都是极度绝望的（英格兰点球大战的胜率是14%，即7场中赢得1场，英格兰点球大战的战绩在足球大国中是最差的），但对统计者来说这倒是个好消息。2002年，三位经济学家观看了法国足球甲级联赛和意大利甲级联赛的459个点球的回放录像，并在他们的论文《多种球员条件下混合策略均衡的实验：足球点球案例》中做出研究，得出结论：“考虑不同种类变量的重要性在我们的分析当中极为重要，即便是一般模型中一些表面上看来最明显的预测，在不同种类变量的条件下也无法成功了。”

在足球比赛当中，最为重要的球衣号码就是7号、9号以及10号。尤其是10号和7号，往往都是队内的核心球星才会身披这样的号码。而本届俄罗斯世界杯，10号球衣无疑也成为最强球衣号码。（足球算个毛）

1872 年11 月，在足球历史上的第一场国际比赛中，比赛双方穿着不同颜色的球衣—苏格兰为深蓝色，英格兰则是白色。而两队都缺少了的，就是球衣上的号码。

直到1928 年赛季开始，球衣号码才刚刚出现。此时，阿森纳以3 比2 输给了谢菲尔德星期三队。主场星期三队身披1 号至11 号战袍，客场作战的“枪手”则穿着12 到22 号的球衣。根据阿森纳官方网站报道：“球衣号码的引入大部分归功于富有远见的赫尔伯特·查普曼（当时他为阿森纳的主帅）。他认为，这样可以让球员们更容易地知道自己与队友在场上的位置……然而多年以来，英足联管理委员会一直都不允许球员穿着带有数字的球衣。”

阿森纳再次尝试引进号码球衣。1933 年12 月，他们在海布里球场迎战维也纳（包括了整个奥地利国家队首发阵容），虽然阿森纳以4 比2 的战绩赢得了比赛，但是足球联赛仍然接受不了号码球衣的观念，并在1934 年的大会上拒绝了这一做法。

最终，是电视机将决策者们拖入了20 世纪。1937 年，英国广播公司进行了第一场足球比赛广播（当时恰好是阿森纳的比赛），而在第二年，由普雷斯顿对阵哈德斯菲尔德城队（Huddersfield Town）的足总杯决赛他们就进行了电视直播。对于远程的黑白图像来讲，还有什么能够比带有号码的球衣更能帮助观众观看比赛呢？

1939 年6 月，在足球联赛管理委员会的年度大会上，代表们就号码球衣进行了投票，以24 张支持票对20张反对票通过提议。1939—1940 联赛赛季，球员们首次穿上了带有数字的球衣，比赛双方穿的都是1 至11 号球衣。而且，足总会坚持球衣号码是要根据2-3-5 阵型的不同位置来确定的。

不幸的是，到了1939 年，2-3-5 阵型被20 世纪20 年代赫尔伯特·查普曼为阿森纳推出的W-M 阵型所取代。

1954 年世界杯上，还有更多的创新：在比赛期间，各个国家队的22 名球员中每人都分配了一个号码。因此，1 至11 号的首发球员根据场上位置的不同佩戴相应的号码，而场下12 到22 的球衣则和位置没有太大的关系。四年以后的1958 年世界杯，由于巴西足协没有及时上报出场名单，因此国际足联就开始为队员随机分发球衣，17 岁的贝利最终穿上的是10 号球衣，而从此之后10 号就一直伴随着他，直到职业生涯结束。

1993—1994 赛季，足总会将穿着带有名字的球衣设立为必须遵守的规则，并采用了世界杯的球衣号码制度。其他国家的足球协会也陆续完成这一工作，因此在2003 年欧洲联盟杯决赛上，当波尔图门将维托尔·巴亚穿上99 号球衣打败凯尔特人时，人们也不以为怪了。

球衣复制品的销量飙升，就是球衣上标注名字的结果之一。1993—1994 赛季，英超联赛球衣销量增长了640%，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球迷用背上的数字表现自己的爱。

英超联赛纪念品的一位发言人揭示了为什么穿上自己所喜爱球星的球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球迷用这种方式表示对球星的认同，展现出了这名球员的球场表现和界内名声，这也加强了他们对俱乐部的自豪感，”他这样表示，并补充道，“但是最最重要的，这体现的是球员最根本的天赋。”

这些对于赫尔伯特·查普曼来说，都是胡言乱语。当他为了球衣号码游说之时，他一定想要把生活变得更为简单一些，而并不会想要开销更大一些，而巨大的开销却恰恰是今天球衣复制品所带给球迷的。

“足球比赛已经超出传统劳动阶层的意义，这在很大程度上讲都是因为一个人。那就是尼克·霍恩比。”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一部暖心、令人感动的作品，作品直言不讳地描写了一位年轻人对阿森纳不健康的着迷心理。这部作品就是尼克·霍恩比的《极度狂热》，1992 年一经出版，便轰动了整个文学界。这部作品为大家展示出，足球除了糟糕的发型、足球流氓，以及半场结束后喝的保卫尔牌牛肉汁外，还有更多的内涵。

《极度狂热》取得了惊人的成就，霍恩比告诉《卫报》，他为一本关于足球的书已经构思很多年，但是“你必须知道，80 年代大部分公众对于足球的看法仍然是像《星期日》所总结的那样：‘贫民的贫民游戏’。我的朋友都是律师或者教师，如果他们听说我是个足球球迷的话，一定会不敢相信。那就好像你喜欢摔跤搏斗一样”。

新闻报道说《极度狂热》的平装本在第一个月就售出了10 万册，《观察家报》得出结论：“足球球迷中出现了新的阶层—他们受过教育、博览群书、鉴赏力很高。其中，中等阶级的球迷毫不羞愧地宣称自己喜爱的运动既不是板球，也不是橄榄球，而是足球……他们并不是素质低下的粗人。”《观察家报》引用了霍恩比的话：“人们开始明白，文化和足球可以相互共存。”到了1994 年，足球比赛在英国中等阶层之间变得更加流行了。

《独立报》称“新的一波乐观浪潮”已经开始席卷整个英国足球界，它报道说：“一项曾被耻辱压垮的运动，昨日自豪地召开了亮相派对，这也许标志着在1980 年代的恐慌过后，足球终于洗刷了自己的冤屈，”《独立报》记者格伦·摩尔写道。他补充说，足球能够走出阴影，原因很多，其中又有很多都是源自对1989 年希尔斯堡惨案的震惊。但最终的结果是“足球在社会上已经得到了认可，甚至变成了潮流。标志这种新潮流的是出版行业，以及尼克·霍恩比随后在《极度狂热》中描写中等阶级阿森纳球迷而获得的成功。报摊上摆满了关于足球的杂志报刊，俱乐部的球衣也被纳入了时装设计的考虑范围，球迷的数量更是经历了连续八个赛季的增长。”

2012 年春，为了纪念《极度狂热》出版20 周年，英国广播公司在官方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论了本书的影响力，并探讨了它是否使得足球远离了真正的球迷，而向着中等阶级的一知半解发展。“对支持这一观点的人们来说，”文章表示，“足球比赛已经超出传统劳动阶层的意义，这在很大程度上讲都是因为一个人。那就是尼克·霍恩比。”

《极度狂热》已经被翻译成26 种语言，全球一共售出了上百万册。这部作品也被翻拍成为一部宏大的电影。BBC 希望霍恩比能为自己辩护，因为有人说他的这部作品对劳动阶层有很大的消极影响，如今劳动阶层已经开始发现，自己越来越负担不起原本属于他们的运动了。

“现在，在公共场合说自己是一名中等阶级的足球球迷再也不是有失检点的行为了，”威廉姆斯对BBC 说，“新的一批更加富裕、更加年长的球迷开始涌入。”